徐熙媛

除行政协议外，法国的地方议会还可以以决议的形式，缔结地方合作协议，包括省际议会协议和大区议会协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前提是人民主权，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依宪治国之所以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要求和根本标志，首先是因为只有坚持依宪治国才能保证法治实施的民主内涵，才能实现《决议》所期望的良法、善治。

法治意味着法的统治，它明确了法律相对于其他权威的优位性，其于实质上确立了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立法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至上地位，在最终意义上奠定人民的统治。这些外国法理论固然丰富了我国法治的内涵，但因水土不服，故而仍有相当的副作用。果真如此，由谁来承担这一繁重的工作呢？这些非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向谁备案？由谁审查？政府还是人大？或者是只在本系统内部备案审查？审查的方式是事先审查还是事后审查？鉴于非法律性的规范性文件数量极为庞大，都进行事先审查几乎不可能，那么很可能以事后审查为主，事后审查是否包括司法机关的审查呢？审查中的依法审查是依据什么法？宪法规定的现有法律性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运作时依据的主要是《立法法》，而《立法法》没有（也不需要）规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那么是否需要再制定一部专门法律？还是有关审查制度分散在不同的法律中分别予以规定？如按照现有制度，如果某宗教社团的章程有违宪或违法嫌疑，一般应由政府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审查，审查后有权撤销。《决定》明确规定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并且要完善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实在是让人浮想联翩。董和平，青岛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在中央地方关系理论上，一个明确的原理是权力下放必须与监督机制相伴随。美国宪法学家尝言，写进宪法中的字词虽然是普通语言，但不可将其视为一般语文，而应遵循解释规则阐释其含义。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权利革命以后，实现了把政府福利从恩惠到权利的转变。

必须改革有损社会公平的干部晋升制度，否则效率型年龄优势干部积累政绩和不断晋升的过程，也将成为加速社会分化和积累社会矛盾的过程。毛泽东在1949年说：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11〕这一设计经过后来的经济计划体制和阶级队伍建设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按照人民公社和五七指示〔12〕显示的社会理想，整个社会被高度国家化和政治化，形成了一个强调集中统一和命令服从的行政化体制，一个窒息了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僵化社会。例如在罗斯福新政基础上，把大量的政府规制措施合法化，进而把福利措施解释为新财产权。〔11〕毛泽东：《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10页。

形式法治有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功能，尽管全部社会成员都享受形式合法性的某种好处，但恰恰是财产所有者从中受益最多……〔8〕虽然形式法治存在这样的弊端，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吸引力，因为在市场条件下它有利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经济增长与可归于这些特征的形式合法性之间存在正相关性〔9〕。〔3〕根据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原则，只要还用一个抽象的尺度对不同的人及其提供的劳动进行评价和分配，就仍然是不平等的，仍然具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性质。

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所谓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马克思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权利作为最后一种法权形式，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消灭国家及其基于国家产生的法权。从国家回归社会的公社制理想〔10〕到现在政府与社会相分离的新社会体制，是探索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重新塑造社会结构和政府职能的成就所在。〔14〕［美］詹姆斯·克洛彭堡：《不确定的胜利》，第153、155页，转引自［英］马丁·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1页。

对于这种新型社会如何治理，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大议题，法治社会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方式，是一个与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有领导的自由不同的治理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包括自利和经济回报的动力机制和鼓励竞争的分散决策机制。形式意义的法律平等，是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法第3条第1项）。它是一个以社会自我调节为原则还是以政府治理为原则的政策选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政府法治的方向。

对于法治的正义性有特别意义的，是十八大规定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现在推进以国家治理为中心命题的法治，仍然需要继续讨论政府能力的问题，建立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认识论基础。

〔1〕在既有政治体制内给予法治以更重要的地位，产生了一种依靠政治美德改善政治体制的新期待，毕竟新观念和新准则对于推崇理智减少迷茫有无可辩驳的作用。在过去的至少半个世纪里，美国绝大多数法官都将法律现实主义哲学思想作为他们判决的指导思想。

在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司法中也有一种可行的普遍价值框架〔19〕，在法律解释和做出裁决时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即使倾向于后者，还有一个培育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过渡期以及在过渡期内政府治理职能的选择和确定问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跨入了充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在这些年间，所有这四个国家的经济都以不同的方式从比较混乱的企业家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了更加高级的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复杂的城市化－工业化社会将个人卷入到史无前例的复杂关系模式之中，这种关系模式超越了个人和共同体的纽带，而扩展到更遥远的关系。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文章原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宪法制定者并没有明确决定支持某一种经济制度，因此现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根据基本法只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可能性，将绝不是唯一被允许的经济制度，不过，每一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都受到基本法的一般原则的约束。

对没有经过证实的真理的盲从本身就是不理智的，更不用说运用国家力量强制推行是多么不道德。因此，社会基本权不能作为一种直接的、能获得司法保护的公民请求权而被证成，这一点对于看待基本法中的基本权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在远离法律形式主义转而实行法律现实主义的时候，对道德原则采纳了所谓道德相对主义。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

作者：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单位体制的解体，单位领导与成员群众之间的从属关系被淡化和松散，使社会有可能彻底脱离计划体制的藩篱，为实行政府与社会分离、社会自我调节和居民自治的新政策提供了现实基础。

有意引入法治型发展政策的国家可能会面临困难的选择。〔3〕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联邦宪法法院后来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政策中立性原则，即立法者可以在法律中确定他认为符合实际的经济政策，只要在立法过程中充分注意了基本法，尤其是基本权利的规定。启蒙运动以来，基于理性主义重新塑造世界的社会实验不断。

实用主义哲学似乎对公法中的功能主义风格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这一点在实用主义对一种系统的和全面的哲学的反对上表现得比较清楚。特别是依靠年龄优势而不是德才兼备获得决策者职务的人员，为了职务晋升的个人发展动机，往往倾向于提出和实行具有短期震动效应的改革措施，不惜损害社会和谐以迅速取得所谓业绩。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正式提出处理两者关系的新战略，为社会公正设置了效率前提，也意味着扩大社会差别是可以接受并受到国家保护的。在证明实在法达到对这种法的一致性以前，自己并不能当然地成为它的代言人，没有理由以规律的名义发号施令，更不能以此为由享受特权或者谋取私利。

（实质平等）并非是一个要求所有关系在法律上都必须得到平等对待的命令。以此为框架，二战后的学者在宪法层面围绕国家任务的变迁展开诸多讨论，在行政法层面概括出干预行政———服务行政———保障行政的发展轨迹。

对于实质平等和形式平等的解释，他认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平等，并非是对所有法律关系都毫无差别地平等对待，而只意味着：相同事物应同等对待。至少现在可以有几个基于经验的判断：第一，只要政府有智识上的自大和心理上的自负，就永远不可能有尊重权利的诚意，包括公众的权利和下属的权利。〔2〕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同意，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虽然希腊和罗马以及可能还包括以色列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历史背景，但真正的历史是各国家的历史，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由于实行了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社会成员成为公有制集体组织的一个成员，每一个社会成员隶属于一个特定组织的单位体制建立起来，国家、政府与社会已经融为一体。

〔6〕见前注〔4〕，康拉德·黑塞书，第162页。法律现实主义基于一种实用主义意识，实质上采纳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

〔9〕见前注〔7〕，布雷恩·Z．塔玛纳哈书，第153页。传统社会主义正义观，首先是通过政府重新构造社会而实现的。

从启蒙到开化的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少曲折尚难预言，我们不能单纯地停留在对法治蓝图的设计和描述。〔20〕显然德国人在魏玛宪法实施后的经验基础上，假定原则的抽象表达更容易产生权力的滥用，把法律权利作为制度性原则的基础也许更为谨慎。